久負盛名的哈佛大學，每年遵例要向若干國際名流、政界要人頒授榮譽博士學位，這是令世人羨慕的一種殊榮。1982年6月10日，一位中國人獲得了這一榮銜。他就是當時任山東大學校長、71歲的吳富恒。 哈佛大學德萊克博克校長對來自太平洋彼岸的校友吳富恒作了很高的評價：“1978年以來，中國山東大學校長吳富恒為復興文革后的大學發揮了主要作用。吳一直促進和國外的教育交流，特別是和美國文學文化界學者的交流……”哈佛大學授予吳富恒的榮譽法學博士證書上也寫著：“在危險的年代里，這位愛國的教育家堅持標榜教育和學術，把它作為建設一個強大的、富有生命力的社會的基礎。” 吳富恒的故鄉在唐山與山海關之間的灤縣城，他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誕生的。他的祖父、父親給他樹立了端端正正做人的風范，他從小就受到儒家教義的薰沐，什么“黎明即起，灑掃庭除”，這是要身體力行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要立志達到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是要銘于心體于行的…… 高中畢業之后，吳富恒選報了北京師范大學英語系，立志獻身教育事業，做一名中學英語教師。經過兩年預科、四年本科的學習，他于1935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并進入北師大附中擔任英語教師。正好這時清華大學的美國教授翟孟生、燕京大學的英國教授瑞恰慈建立了一個研究英語教學的組織“正字學會”，吳富恒參加了這個學會，從而結識了二十世紀名震英美國的文學批評界大師瑞恰慈教授。 抗戰開始，北平淪陷。瑞恰慈回倫敦，而后受聘于哈佛大學。吳富恒則輾轉于1938年從天津到達昆明，他先任教于中學，而后又參與創辦了云南省立英語專科學校，任教務主任。 瑞恰慈雖然和吳富恒遠別萬里，但心中仍念念不忘這位溫文爾雅、好學上進的中國青年，所以，他一到哈佛，就全力舉薦吳富恒，又為他申請到獎學金，給他鋪平了游學哈佛的道路。 瑞恰慈治學甚嚴，著作甚豐，而且學貫中西。當時，他的門生弟子很多，有英國、意大利、阿根廷等國的。對于吳富恒這位自己親自挑選的舊子弟舊相識，瑞恰慈當然要多一點偏愛，不但讓他吃“大鍋飯”，還定時給他開“小灶”，個別輔導、講解、答疑，旁的研究生在艷羨之余，忍不住要說話了：“吳富恒，我們真忌妒。瑞恰慈怎么那么照顧你！” 吳富恒在美國學習期間，美國還沒有參戰，哈佛依然綠樹婆娑，青草如茵，莘莘學子冷靜而又熱烈地做著他們的學士夢、碩士夢、博士夢。這是通向上流社會的可靠云梯。然而在相隔萬里之外的中國大地上，卻是烽火連天，尸橫遍野，不屈的人民正在和日本侵略者進行浴血奮戰。吳富恒和他的中國同學們時時關注著戰事的發展，時時為祖國命運擔憂。吳富恒同哈佛中國學生會主席周一良發起舉行中國思想講演會，請瑞恰慈講《孟子》，請趙元任講“中國學”，意在向美國朋友宣傳中國文化，宣傳抗日。 吳富恒用不到兩年的時間拿到了碩士學位。他的美國朋友、他的恩師、甚至于他的美國房東都理所當然地勸他拿博士學位。他們都覺得這個誠實、厚道、好學的中國青年很可愛，功虧一簣太可惜了！但他決心已下，決定回國效力。 1942年吳富恒搭上了一艘開往中國的荷蘭貨輪，取道印尼、新加坡、緬甸返回昆明。1943年他到云南大學任教授，1944年籌建云大英語系，任系主任。1945年，“一二·一”慘案爆發，昆明市各大中學校教師發表了“罷課宣言”，吳富恒和他未來的妻子、已經畢業任教的陸凡均在上面簽了名。 迫于白色恐怖，吳富恒離開了昆明，于1947年1月到達上海，會見了中共代表團負責人華崗，經他介紹去煙臺解放區，在膠東行署特派員姚仲明領導下的英文報紙《芝罘新聞》擔任副主編。當時的煙臺是整個解放區對外聯系的窗口，所以這份報紙承擔著對外宣傳的任務。 1948年9月，吳富恒隨軍進入濟南，參加接管山東師范學院的工作。接著，山東師范學院并入華東大學，吳富恒隨之進入華東大學任教。 吳富恒到華東大學，先任文學院教授，后又任文藝系和文學系主任，并兼學校文工團團長。他不但親自講授文藝理論課，而且常常帶領文工團到山東各地演出。在文藝的宣傳實踐中，他把自己投入到了時代革命洪流中。雖然這一段工作只有短短兩年多時間，但是令吳富恒引為自豪的是，今天的上海戲劇學院、南京藝術學院和山東藝術學校的一些教學骨干，上海、山東及至北京等地文藝界的一些知名文藝評論家、導演、演員、歌唱家、畫家，不少就是當年華東大學文藝系培養出來的。這是吳富恒為新中國獻上的第一份厚禮。 1950年，華東大學遷青島，1951年3月與山東大學合并，成為新的山東大學。吳富恒任文學院院長兼外語系主任。1952年撤掉院的建制，吳富恒改任教務長。1955年，吳富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9年，吳富恒任副校長。十年浩劫，吳富恒被打倒，歷經磨難。打倒“四人幫”之后，1978年6月，吳富恒出任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副書記。1984年退居二線。 四十年來山東大學享譽國內外，首先是因為它在學術領域里一貫保持著濃厚的活躍學術氣氛。吳富恒長期分管科研，他認為科研不但可以促教育、出成果，而且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有效途徑。今天，山東大學的一批學科帶頭人、博士生導師，大多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學校確定的重點培養對象，他們都是吳富恒培植的科研大樹上結出的累累碩果。 山東大學1951年5月創辦了全國最早的學術刊物《文史哲》。《文史哲》最早由華崗校長任社長，陸侃如、吳富恒任副社長。這個刊物是五十年代國內學術界一個活躍的學術園地。山東大學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來源于這個刊物。文革后，為恢復《文史哲》，吳富恒奔走各方，籌集經費，尋求支援，自任編委會主任，親自策劃，親自審稿，使它以嶄新的面貌再度問世。直至今天，《文史哲》仍是全國最有影響的文科學術刊物之一。 1963年在毛主席的號召下，吳富恒倡導在山東大學建立了由他兼任主任的美國文學研究室。這不但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而且顯示了他的勇氣和膽略。當時，通過這個渠道，研究室獲得了關于美國文學界及文化界的大量信息，有些信息還及時反映給中央有關部門，作為決策的重要參考。文革之后，吳富恒又主持將研究室擴建為研究所。1978年，在吳富恒的提倡下，在濟南召開了美國文學討論會。一年后，又在煙臺開會，成立了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吳富恒被推舉為會長，在中國開了研究美國文學和文化的先河。美國文學研究會和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一起創辦了《現代美國文學研究》和《美國文學叢刊》。 在理科科研方面，吳富恒同樣傾注了大量心血。蔣民華院士曾深有感觸地說：“山東大學的晶體研究，所以會取得今天這樣令人矚目的成就，首先要歸功于成仿吾、吳富恒這兩位富有遠見的領導。如果沒有全心全意長期不懈地大力支持，它恐怕早就夭折了。” 1958年，海軍研制聲納裝置，急需一種人造晶體材料。研制人造晶體，當時在世界上還處在起步階段。有這種晶體材料的國家當然要卡我們的脖子，而國內又不能制造。海軍部門向山東大學發出了呼救信號。 剛剛從山東大學化學系畢業的助教蔣民華等幾位青年教師，勇敢地接受了這項試驗任務。但是，要在實驗室試制出這種晶體材料談何容易？蓽路藍縷、披荊斬棘，一切都是從零開始。 這時，作為校長的成仿吾和作為分管科研的副校長吳富恒，把這看作是造就一個新學科、培養一批好人才的良好機遇，于是給予大力支持和扶植，幫助他們解決種種困難，鼓勵他們不斷克服畏難情緒，并常常深入到實驗室去看望他們，慰問他們。 蔣民華他們不負人民重托，很快就研制出所急需的晶體材料。 為了給晶體研究創造更好的條件，成仿吾、吳富恒又決定把晶體實驗小組擴建為研究室，從化學系的建制中獨立出來。 打倒“四人幫”后，吳富恒出任校長，為發展晶體研究采取了兩大決策：第一是走出去，讓蔣民華及其他人員出國進修、講學、參加國際會議，擴大眼界，增長見識，瞄準國際先進目標，使晶體研究向國際一流水平看齊。第二是請進來。第一位被邀請的是國際晶體學界的權威、國際晶體生長組織主席美國勞迪斯博士。有趣的是，勞迪斯博士來訪，他驚訝地發現，山東大學晶體研究室不用復雜的低溫操作即用亞穩相方法培養出了高質量的DKDP晶體，從而否定了勞迪斯在其權威著作《單晶生長》一書中所陳述的觀點：用亞穩相方法難以生長出這種高質量的晶體材料。為此，勞迪斯表示要整個修改他的著作。后來，經過勞迪斯的廣泛介紹，“中國山東大學晶體研究室”（隨后改為“所”）的名字走向了世界，廣為同行所知。蔣民華也成了引人注目的晶體專家。來晶體研究所訪問的名流學者則更是絡繹不絕。 回顧文革當中，吳富恒夫婦，備受磨難，一頂頂“洋奴”、“買辦”的帽子往頭上扣，一盆盆污水往身上潑。等文革結束，學校被搞得百孔千瘡，簡直是不堪入目。教職工則矛盾重重，多數人員心灰意冷。要恢復舊觀、振興學校，談何容易？誰能出來收拾這個殘局？吳富恒臨危受命，顯示出耿耿忠心。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個九死不悔的傳統，這就是不計恩怨，不計前嫌，心重國事，志在報國。 就任七年，那是怎樣的七年啊！白發壯心，嘔心瀝血，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奔走八方，協同上下，勵精圖治，百廢待興……終于，使山東大學逐步走上了正軌。學校規模空前擴大，在許多方面改變了文革前的舊貌，展現了一派欣欣向榮的生機！ 吳富恒治校有個明確目標，就是要把山東大學辦成一流大學。他上任伊始，就由山東大學發起，召開了一次關于真理標準的大型學術討論會。許多學者名流，應邀赴會，慷慨陳詞，從而打破忌談兩個“凡是”的理論禁區，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這次討論會為學校的撥亂反正打開了通道，在高校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吳富恒非常重視國際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在他任職內，山東大學和哈佛等許多名牌大學建立了廣泛經常的校際聯系，請來了上百位外國專家執教，派出了二百余名教師進修－－如今他們都成了教學科研骨干。 山東大學有許多老干部、老教師都是在吳富恒的扶植提攜下成長起來的。他們都認為老校長平易近人，容易接近；即使交給你辦的事做得不妥當，他也是平心靜氣地提出指正，決不會使氣。如此等等，山東大學很快就出現了勃勃生機。這些積蓄已久的潛能與活力，成為山東大學新飛躍的良好起點。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山東大學當然免不了也是重災區。但是不管在什么形勢下，吳富恒不會玩弄權術，不會乘機整人，不說違心的話，不做違心的事。并且，他總是盡力給受難者以力所能及的幫助。例如，五十年代，青島教育局長蔡德琪，因其丈夫被整、被囚，自己受到株連，身無立錐之地。吳富恒安排她到山東大學教務處工作，交往如常。這當時是需要正氣和勇氣的。 吳富恒出任校長后，想到了1957年被錯誤地打成“右派分子”的學生會主席喬幼梅，并得悉了另一個被打成“右派”的沈為霞的下落棗她任過山東大學團委書記，調到省團委后不久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丈夫被整自沉，自己帶著兩個孩子滯留海南島。吳富恒過去和她們并沒有直接的師生關系，但對她們的出色才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利用職權”先后把她們調進了山東大學。當時喬幼梅不愿回來，吳校長派人去“三顧茅廬”，甚至捎話說：“喬幼梅再不同意來，我就要登門面請了。”如今，喬幼梅、沈為霞分別在山東大學副校長、監委副書記的任上離休。 吳富恒在九十年來的人生旅程中，走了一條“愛國棗民主棗革命棗建設”的道路。這是他那一代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共同走過的道路，這是一條為祖國做出巨大奉獻的光明之路。正是在這一點上，他被國際友人所理解、所贊賞，獲得了哈佛大學的殊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