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山東大學副校長、全國一、二、三屆人民代表。馮沅君先生是學林仰重的中國文學史專家，一級教授，又是名垂史冊的中國新女性作家，曾蜚聲于上世紀二十年代文壇。 馮沅君，原名淑蘭，1900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小時候隨著兩個哥哥讀過兩年私塾，兄長們進入學堂后，她就失去了上學機會，只能靠大人們的指點讀點詩文。 據馮友蘭先生的回憶，說他妹妹從小就有兩大特點。一，絕頂聰明。“1916年夏天，我從北京大學回家過暑假，沅君跟著我開始讀書。那時候北京大學國文系的教師大部分是章太炎的學生，文風是學魏晉。我就在這一方面選些文章，叫她抄讀。她真是絕頂聰明，只用了一個暑假，不但能讀懂那些文章，而且還能摹擬那些文章，寫出作品。”二，性格倔強。“有一天，沅君寫大字，不知道先生說了句什么批評的話，沅君生了氣，第二天就不去上學。母親生氣地說，不上學，就要把她送到上房后邊的一間黑屋子里。她寧愿上小黑屋，也不去上學。母親勸說解釋，親自把她送到書房門口，先生也出來接她，她無論如何也不進門。”（《沅君幼年軼事》，《文史哲》1985年6期） 畢竟是親兄妹，馮沅君嗣后的生活，證明了哥哥的觀察和判斷相當正確。 1917年，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成立，馮沅君得到消息堅決要去報考，終于說服了母親，去北京應考，秉性聰慧的她竟榜上有名。 女高師是中國第一所女子高等學府，聚集著一批優秀教師。李大釗、胡適之、顧震福、陳鐘凡、胡小石、陳衡哲、周作人、吳貽芳等，其中有專任有兼職，魯迅、陳獨秀等也到校作過講演。他們或思想先進，高屋建瓴，或知識淵博，學有所長。名師出高徒，在先生的教誨和誘導下，馮沅君在女高師的刊物上接二連三地發表了不少詩詞和論文。 1922年，馮沅君從女高師畢業，成績優異，考入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當上了該所的第一名女研究生。 1925年，馮沅君從北大研究生院畢業后，去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任教。從此，開始了她長達半個世紀的大學教師生涯。 1924年春，在上海創造社的刊物上，接連發表了淦女士的一組反對封建家長、舊禮教對婦女的迫害，歌頌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小說：《隔絕》、《隔絕之后》、《旅行》、《慈母》。四個短篇雖獨立成篇，但猶如當今的電視系列劇，有著相同的主題：抵抗家長的包辦婚姻，爭取自由的愛情婚姻；相似的女主人內心解不開的情結——母愛和情人愛的無法調和。 這組異軍突起的新小說刊出后，以其鮮明的反封建立場，對自由愛情的大膽追求和熱烈向往，在青年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書寫這組反映時代青年“公意”，喊出時代青年“呼聲”的作者淦女士，就是正在讀研究生的馮沅君（當時叫馮淑蘭）。 1926年，四個短篇結集后取名《卷施》，編入魯迅先生編輯的《烏合叢書》之六，由北新書局出版。1935年魯迅先生把其中的《旅行》和《慈母》編入《〈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并在前言中作了很高的評價： 其中的《旅行》是提煉了《隔絕》和《隔絕之后》的精粹名文。雖嫌過于說理，卻還未傷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它的光的時候；因為我害怕那些搭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氣地以全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這一段實在是五四運動之后，將毅然和傳統戰斗，而又怕敢毅然和傳統戰斗，遂不得不復活其“纏綿悱惻之情”的青年的真實寫照。和“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的主角，或夸耀其頹唐，或炫鬻其才緒，是絕然兩樣的。 此后，馮沅君又把在《語絲》、《莽原》上發表的一些短篇小說結集成《劫灰》；《春痕》是部書信體小說。 馮沅君寫作的時間極其短暫，作品數量也不多，只有十幾萬字，但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地位卻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被遺忘。翻閱大陸、臺灣、香港出版的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作家作品，都有對淦女士的介紹和對她作品的肯定性評論。 臺灣文學史家陳敬之在他的《現代文學早期的女作家》中，用了整章論述淦女士和她的作品，他是這樣說的： 她的小說所以受到青年讀者的重視，是因為她有著比同時代的女作家更大的膽量。敢于掙脫一切舊禮教的束縛，也敢于揭開一切虛偽的面目，赤裸裸的把女性的心理和隱秘，于小說中為之和盤托出。 他又指出淦女士作品之可貴處則在“歷久彌新”。 雖然在“量”上并不算多，可是在“質”上卻由于其別有風格，則雖然流傳至于今日，猶能使作者體認到它的可讀性和可信性。即以之與“五四”時代的其他女作家的任何傷口相較，亦沒有什么遜色。這正是她的小說創作不同凡響處。（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 人過留了名，馮沅君單就小說創作這個領域看，也已名聲顯赫，活得輝煌了。然而，她是個文學史專家，寫小說只是興之所至的客串。 馮沅君一生從事古典文學研究，主要成就在古劇研究方面。《古優解》、《古劇說匯》是她的卓越的研究成果。 《古優解》是研究古優的。從狹義的角度看，似乎超出了文學研究的范圍。論述的是古代社會中“優”這類人的地位、職能、特點，本屬于社會學的命題，然而，古優實與后世的戲曲有關。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曾說及古優乃戲曲的遠源，但語焉不詳。馮沅君借助她在留法期間獲得的有關西方古代社會與中國古優同類的fou的材料，運用中西比照的方法，得出了“古優”是一種供君王貴人娛樂的奴隸的結論，并進而提示出古優與后世優伶的淵源關系。從而使王國維提出的論斷提到了具體的論證，中國戲曲史上的一些現象和疑問，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釋。由此可見，《古優解》是一部古代社會學和戲曲史學的經典性的學術著作。 《古劇說匯》收入了馮沅君1936年到1945年10年間寫的有關中國古代戲曲的考證文章。《古劇四考》和《古劇四考跋》，包括《勾欄考》、《路歧考》《才人考》和《做場考》，分別考證出了宋元時期的劇場、演員、劇作家及其社團和演出等各個方面的實際情況。其中還對元雜劇的重要作家關漢卿、馬致遠、鐘嗣成等人的生卒年代作了新的考定。《說賺詞》及的《說賺詞跋》、《〈天寶遺事〉輯本題記》及其跋文，《金院本補說》及其跋文，分別考證了與元雜劇有直接關系的賺詞、諸宮調、金元本的曲詞、體制及其演變，以及作品、演唱等方面的諸多問題。《孤本元明雜劇鈔本題記》是就當時新發現的《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一書，考證了元雜劇上演的各種角色的“穿關”（戲劇服飾）、“題目正名”的功用，以及元雜劇曲調的“聯套”（即組合）的程式。這幾組文章對所研討的戲劇現象和問題，大都做出了切合實際的詮釋、說明，對王國維《宋元戲曲考》里已做出的和未做出的考證，做了詳盡的補證和新證，豐富了對宋金元明戲曲及其演變的認識，對研究中國戲曲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馮沅君學術成就的另一方面是和陸侃如攜手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他們聯袂合作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國詩史》。《中國詩史》是繼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后問世的又一部具有開拓性的中國文學專史的力作。這部詩史以史為序，著重論述詩體的興替和評論風格不同的重要詩人，展示出中國詩歌發展的面貌。根據兩人的分工，馮沅君撰寫了宋元明清詩史。這一部分，此前尚沒有人作過研究，特別是第四編《散曲及其他》更是一片處女地，編篡具有拓荒的意義。馮沅君將當時尚不登大雅之堂的元明散曲及清代俗曲，當作中國詩歌的主流，而不論述元明清三代詩詞，雖然有失偏頗，但也不失為一家之言。它的積極意義在于將以前不為學者重視的散曲、俗曲編入到了詩史中來，拓寬了文學史研究的視野。 1956年，經兩位先生修改校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詩史》修訂本。被評論界稱為第一部有系統的詩歌史，進入改革開放年代，仍然被學術界所看重。198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了《中國詩史》，1996年山東大學出版社印制了精裝本，1999年百花文藝出版社作為20世紀經典學術史之一出版。 馮沅君陸侃如在五十年代中期，依據他們三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簡編》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訂，編著成一部新的《中國文學史簡編》。這是新中國第一部中國文學通史。該書對中國文學的歷史作出了新的分期，每期前面有“歷史背景”和“文學概況”的綜述，然后逐次分體評論優秀作家和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特點，注意揭示前后的傳承和差異基本上展示出了中國文學的歷史面貌。這部中國文學史編纂的原則和所建構的框架，以及對歷代作家作品的評論，體現了當時的文學觀念和研究水平的高度，因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后來新出的文學史著作，論述雖有所加詳加深，但編纂的原則、模式，都沒有根本的改變。 1957年，兩位先生又應中國青年出版社之約，撰寫了更為簡約的《中國文學簡史》，不僅在國內出版，還翻譯成了英文和羅馬尼亞文，把中國文學史介紹到了國外。 60年代，馮沅君受高教部的委托，和北京大學林庚先生合編《中國歷代詩歌選》。林庚主編的上編，1965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馮沅君主編的下編因“文革”而擱淺，直到1979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時馮先生已逝世了五年。該書是學習中國詩歌的良師益友，被許多大學中文系選作教本，一直供不應求，至今已十多次印刷。該書獲得了國家教委統編教材一等獎，是馮沅君先生贈送給后學的最后一份厚禮。 馮沅君先生從事大學教學工作半個世紀，步入新中國后的二十五年，一直在山東大學任教。她傾力講授中國文學史課，編寫了多部有影響的教材，培養了數不清的學生，桃李滿天下，其中不乏全國知名學者教授。馮先生在中國教育事業上功勛卓著，名重學林，永遠令人景仰。 |
